这世上有献媚取巧的人，有苦熬苦做的人，而胞妹属于后一类，因而称为苦妹。

　　我们家本是城镇户口，父亲是转业军人。今天看来，城镇户口不算什么，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曾被多少人羡慕得眼红，嫉恨得要死。“文革”初起，母亲和我们兄妹，就被造反派动员“回乡闹革命”了——城镇户口被注销，我们变成农民。后来，妹子连个高中都没上，初中毕业时还不到十四岁，却比我还早一年，就去生产队劳动了。

　　妹子既然不会献媚取巧，那就只有苦熬苦做。在生产队的“广阔天地”里，妹子不惜力气，练就一把农活好手。队里那些劳动妇女中，她岁数最小，然而她工分最高，并因此闻名，传为佳话。耪地、掰棒子一应农活儿，她总是手脚麻利最先做到地头，然后从地头往回接替别人……

　　1978年，我考上大学，而妹子和母亲仍在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我上学期间，父亲突发重病，这无疑加重了母亲和妹子的负担。我放假回家，听母亲叙说起妹子去城里拉煤的事：天色很晚了，妹子还没回来。母亲去接她，在县城高高的公路土坡另一面，母亲看到了正在坡下歇息的妹子。妹子再有力气，可她如何能独自拉着载重一千多斤的煤车，爬上那高高的陡坡呢？听到这里，我竟失声痛哭了——这本该是我做的呀！

　　后来母亲重新转为城镇户口。那时的政策是只能转一个，这样，妹子失望甚至绝望了。我想象得出，那些日子，她默默无言、神情黯然，心里该是什么滋味。那时候，没有商品粮户口，就意味着不能进城当工人，就不能找个身份相当的对象……她吃了许多苦，然而，妹子只能逆来顺受。

　　那是1981年，妹子终于转为城镇户口，不久被招工进城，成为一家地毯厂的正式工人。用世俗眼光来看，她该找一个城里对象了；然而按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准，退掉已经订下的农村对象，又是“大逆不道”的。所以，妹子就没有反悔。

　　曾经几年的经济危机中，妹子厂里的产品卖不出去。这样，工人就发不出工资。一个集日，妹子领着她五岁的儿子到县城赶集，来到我们的住处。妹子还提了用一方围巾包着的鸡蛋，说一会儿拿到集上卖了……我不禁泪水夺眶而出：“不卖了！”于是留下鸡蛋，让妻子付给她钱……

　　那些鸡蛋，起码是应该给我那五岁的外甥吃的，可妹子竟没让他吃，而想换钱以贴补家用。妹子“业余”做些童装，接儿子时拿到幼儿园门口去卖，多时无人问津，有时则被那些刀子似的嘴狠狠杀价，这样即使卖出去，一套童装或自赔了手工，或只能赚上几毛钱……

　　外商毕竟难舍中国偌大的市场，数年后又继续合资经营，妹子又能继续上班了。业余时间，妹子不惜力气，搞起地毯加工，没日没夜苦干。每天上下班，都用自行车带了成品或原料，有时重达一百多斤，而且不易掌握平衡。那小山一样的体积和重量，连我都有些胆怯，可妹子不怕。

　　有时我外出开会，踩着宾馆那豪华精美的地毯，落脚都是轻轻的，心弦都是颤颤的……

　　2007年，妹子被查出乳腺癌，一系列的放疗、化疗之后，妹子一度落光了头发。不要说妹子了，就连我都曾经替她绝望。那时有人估计，妹子最多能活五年；所幸的是，妹子的病况没有复发。如今，妹子已经退休，生活也不像原来那样苦了，含饴弄孙的同时，面色也比以前红润起来……

　　仿佛苍天有眼，让妹子苦尽甘来。

　　我的苦不死、累不死的妹子啊。